各位嘉賓，大家好！今天講演，我們談談大變局這個話題。
為什么要講變局？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得太快，很多人看不清方向，很多企業(yè)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很多昨天成功的門路與手段，成了今天失敗的罪魁禍首，很多所謂“天不變，道亦不變”的規(guī)則，都成了過期產(chǎn)品。
不止商業(yè)的邏輯發(fā)生巨變，每個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巨變，這一年以來，我發(fā)現(xiàn)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家人也好，同學也罷，在爭論某個問題時往往都會撕裂，“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”，很多家庭、同學群都吵得不亦樂乎，甚至到了“割袍斷義”的地步，而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變化太快，不斷急轉彎，很多人都被甩了下去，即使勉強留在車上的，也是眼冒金星，顧此失彼。
因此，當我們談論當下或者未來的變局時，任何就事論事的方式都是說不清問題的，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“以古為鑒，可知興替”，從歷史的維度來看這場變局，會清晰很多。
從李鴻章到鄧小平
變局這個詞，其實是李鴻章先提出來的，在給同治皇帝的奏折中，李鴻章提出了：“中國遇到了數(shù)千年未有之強敵，中國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。
歷史學家蔣廷黻對這一觀點給予極高評價，認為這是十九世紀中國人看世界眼界最高、看得最遠的一句話。
李鴻章面對的“千年變局”究竟是什么呢？表面上看，是三千年來的農(nóng)耕與游牧之爭，變成海權與陸權之爭，敵人不再從草原上來，而是從海上來。
在“陸海之爭”的背后，真正的變局是近代化，1840年英國完成工業(yè)革命后，帶動了整個世界工業(yè)化的浪潮，近代化浪潮席卷而來，對中國這個古老社會產(chǎn)生了巨大沖擊。
從周秦之變以來，中國形成了大一統(tǒng)的封建王朝制度，不管經(jīng)過了多少朝代的更替，格局幾乎都沒有變過，經(jīng)過數(shù)千年的洗禮，逐漸變成了一個“局”，一代代地完善、增補，遇上了問題，就修改、微調，找出折中的方法。
數(shù)千年來，每個朝代的頂尖人物都投入到這個“局”的完善中來，如同大浪淘沙……
當然，這個“局”也受到過沖擊，經(jīng)過了多少異民族的入侵，滿清自己也是外來者，但是這些外來者頂多就是軍事實力強，無論是經(jīng)濟水平還是治理能力都遠不及中國，都會被慢慢同化。
但是1840年以后，李鴻章所面對的可不是這樣的入侵者，而是從科技、金融、制度、組織等全方面落后于人，是令人心生絕望的差距。
作為時代最杰出的人物，李鴻章朦朧地感覺到了這場變局，而且終其一生，都在為這場變局而努力。
這個照片上的詩是李鴻章寫的，畫則是120年前《辛丑條約》簽約現(xiàn)場，1900年八國聯(lián)軍進犯，慈禧帶著光緒皇帝逃跑，李鴻章復出，回京和洋人談判，最終簽署了《辛丑條約》，基本上宣布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，偌大一個帝國徹底喪失了反抗能力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。
就在簽訂《辛丑條約》后不久，李鴻章在萬眾唾罵聲中病逝，并留下一首絕命詩：
勞勞車馬未離鞍，臨事方知一死難。三百年來傷國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殘。秋風寶劍孤臣淚，落日旌旗大將壇。海外塵氛猶未息，諸君莫作等閑看。
其中兩句話非常深刻：“三百年來傷國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殘?！?
三百年國祚興衰，八千里民生涂炭。
遙想當年21歲時，李鴻章進京考試，也曾寫過一句類似的詩句，“一萬年來誰著史，三千里外覓封侯”。
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業(yè)，但經(jīng)歷數(shù)十年的苦苦支撐，李鴻章也從意氣風發(fā)、豪情萬丈的少年，變成了大清朝搖搖欲墜的最后一根頂梁柱，不再有一眼望穿萬年的豪邁，只剩下絕望與無奈。
不止李鴻章，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張之洞這些一根根晚清的頂梁柱，最終還是沒能撐起大廈將傾的大清政權。
李鴻章死后不到10年，清朝覆滅，中國真正迎來了救亡圖存的百年變局。
百年前的中國，就像一座破房子，誰都可以來踢一腳，民族自卑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，認為整個中國一無是處：制度不行、文化不行、文字不行，甚至是人種不行。
我印象特別深，年輕的時候，看了這100多年來中國文化人的反思，說得最多的就是我們的文化不行，連文化大家魯迅都主張廢掉漢字，甚至還宣揚“漢字不滅中國必亡”。
魯迅并非個例，這股思潮發(fā)源于日本，明治時期的日本為了向西方學習，嚴厲地批判民族劣根性，進行國民性反省，全面西化，并且確實收獲成效，趕上了帝國主義的最后一班車，在中國頭上作威作福，因此很多中國的文化人就覺得我們的文化確實是劣等文化，要徹底西化才能救國救民。
然而在絕望之中，中國人更加迸發(fā)出了救亡的激情，從孫中山到毛澤東，無數(shù)仁人志士領導國人經(jīng)歷了無數(shù)艱難困苦、跌宕起伏的奮斗。
我們曾經(jīng)拋棄傳統(tǒng)，也曾尋夢馬列；曾經(jīng)師從美利堅，也曾求學日本；幾度“國破山河在”，最難孤行四海間……經(jīng)歷了四五代人的努力，終于到了1949年，中國才回到有序的歷史軌道上。
我去年寫了本書叫《大國大民》，發(fā)現(xiàn)一個很有趣的現(xiàn)象，兩三千年來，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大國，有一個最典型的原則：小道理服從大道理。
什么叫大道理？民族生存和發(fā)展。中國人發(fā)現(xiàn)，只有擁有一個強大中央、統(tǒng)一國家，才能最有效地保護好它的國民，抵御住外來的自然災難和戰(zhàn)爭。
但凡有個強大的中央，中國絕對繁榮強大。中央弱小，全國一盤散沙，老百姓就生靈涂炭。歷史上很多時期都是這樣。
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，選擇什么路，成了最大的問題。鄧小平專門做了一件事，去新加坡訪問。為什么？很多人不理解。當年鄧小平去法國留學時，坐船經(jīng)過新加坡待了一天，他看到的是一個破敗不堪的華人社會。
短短幾十年，新加坡成了全世界不可小覷的花園國家。之前西方人說亞洲人種不行，日本崛起之后沒人說了，又說中國人種不行，但新加坡作為一個華人國家，為什么也能崛起呢？小平是抱著這個疑問去的新加坡。
李光耀晚年寫了幾本書，其中講到了和小平的這次交流，鄧小平問了他一句話，同是華人，為什么新加坡可以發(fā)展成這么發(fā)達的國家？
李光耀說，“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、福建破產(chǎn)的農(nóng)民和漁夫，而他們憑借自己的勤勞走到今天，你們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、文人學士的后代。文化根基深厚、人才輩出，只要有一個穩(wěn)定的中央政權和穩(wěn)定的經(jīng)濟環(huán)境，只要官員們能夠勤政，只要走市場經(jīng)濟，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，根本不會有問題”。
這次會面，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，他在書中寫道：“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。盡管他只有5英尺高，卻是人中之杰。雖已年屆74歲，在面對不愉快的現(xiàn)實時，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。”
鄧小平聽完李光耀的建議，沒有吭聲。但這句話對他影響非常大。
從此之后，他堅定不移地把中國推上了市場經(jīng)濟的“不歸路”。最終經(jīng)過了40年來幾代領導人的不斷努力，還有市場經(jīng)濟的強大力量，終于讓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強國之林。也直接造成今天美國跟中國正面相對的大格局。
在電視劇《走進共和》中，梁啟超曾建議李鴻章叛變清朝，被李鴻章拒絕，他對梁啟超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：
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。
從李鴻章到鄧小平，這兩位跨越百年的掌舵者身上，我們更能以宏觀的視角審視這一變局。
若果說千年變局是讓中國人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蘇醒，百年變局則是從絕望開始的漫漫復興路，那么去年的這場庚子變局，則又一次改變了世界，原以為是中國的“切爾諾貝利”的新冠疫情，最后卻成了西方的滑鐵盧。
中國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(jīng)濟體，這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。
從民眾的角度而言，這場庚子變局也是一場極其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。
自百年變局以來，國人的自卑情緒一直存在，尤其是部分公知，崇美恐美之風盛行，言必稱希臘，凡是中國的都是糟粕，自我否定，未戰(zhàn)先垮。
這股風潮直到去年還很嚴重，尤其是國內首先爆發(fā)疫情的那段時間里，很多人奮而發(fā)聲，“雪崩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”，仿佛中國的體制已經(jīng)無可救藥。
但讓人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，治好崇美病的，反而是美國糜爛的疫情。今天就算再親美的人，也無法回避現(xiàn)實，再一味捧臭腳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我和不少人交流，發(fā)現(xiàn)越是年輕人，越愛國，越對國家的未來充滿自信，甚至出現(xiàn)了“越出國、越愛國”的情況，尤其是經(jīng)過疫情，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強。
古往今來，一切案例都表明，自信和從容的國民心態(tài)對于一個國家至關重要。
習總書記最近說了一句話，“70后、80后、90后、00后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，中國已經(jīng)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，也不像我們當年那么‘土’了……”
這句話真是平淡又充滿力量，“平視”的背后，有著多少的驚心動魄，天翻地覆！
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崛起了
原本在邊緣地帶的中國，今天突然走到世界的主舞臺中央。
最近拜登上臺后的第一次新聞發(fā)布會，有句話全世界都在傳“在我的任期內，我堅決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”。
這句話聽了就覺得怪。拜登任期才4年，他的潛臺詞是說中國在4年之內就有可能超過美國，這簡直比我們自己最樂觀的想象都要樂觀，很有意思。
我們的新聞發(fā)言人怎么回答呢？
“中國的目標從來不是超越美國，而是不斷超越自我，成為更好的中國。”這句話回答得非常好，只考慮怎么改變自己，至于客觀上超過你，我不考慮。
但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焦慮，美國總統(tǒng)居然會說出這種話，這背后表明了美國已經(jīng)站在萬丈深淵旁邊。
所以為什么美國感到后怕？因為一旦被超過，它所依靠的無形資產(chǎn)，包括通過美元薅全世界羊毛等一系列的問題都會相繼爆發(fā)，那就不單單是老大老二的問題了。
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崛起了，占地方了。
這里面，我想到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。上世紀80年代，我當時在新華社廣東分社當記者，對廣東可以說非常了解。蘇東坡當年流放到廣東時，曾形容廣東人：其面如猴，其身如鳥。帶有著強烈的優(yōu)越感。
到上世紀80年代廣東突然崛起，全國人民對老廣是又愛又恨，既羨慕又排斥。還記得那時即便是像中央電視臺這樣嚴肅的主流媒體，在小品、相聲中諷刺暴發(fā)戶、奸商之時，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帶廣東味的普通話，還有的稱廣東白話為“鳥語”。但凡出現(xiàn)一個奸商，說的肯定是廣東話。
中國現(xiàn)在就是享受了當時廣東的“待遇”。很多美國和歐洲發(fā)達國家丑化、妖魔化中國，從心理學角度來講，他們從骨子里都認可中國的強大。
背后的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之間，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，其背后是兩大陷阱。
一個是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，他通過伯羅奔尼撒戰(zhàn)爭，總結出一個觀點，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(zhàn)現(xiàn)存大國，而現(xiàn)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，這樣戰(zhàn)爭變得不可避免。
縱觀人類社會幾千年來一共15次老大易位，其中發(fā)生戰(zhàn)爭的就有11次。因此，修昔底德陷阱幾乎被認為是國際關系的鐵律。
美國作為多年來的老大，收拾掉的“老二”數(shù)不勝數(shù)，從一戰(zhàn)前后的英國、二戰(zhàn)時德國到戰(zhàn)后的歐盟、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，再到解體的蘇聯(lián)，都曾遭受過美國的戰(zhàn)略遏制。
在拜登上臺之前，很多人都抱有一定期待，認為拜登會主動緩和中美關系。我則完全不抱類似的幻想，民主黨向來更喜歡在對華議題上做文章，出于彌合國內矛盾的角度考慮，對華強硬也是拜登用來迎合民眾的手段之一。
第二個就是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歷史上很多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后，想邁向發(fā)達國家最終都沒邁過去，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、巴西和阿根廷，東南亞的菲律賓等。
今天的中國也面臨這個危險。14億人口中，還有大量亟待發(fā)展和致富的民眾。所以從中國自身的問題出發(fā)，必須扶貧、造血。
作為社會觀察者，20多年來我行走中國，從未見過政府消除貧困的意志像今天那么強烈。
近些年我在各地考察，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發(fā)現(xiàn)，當?shù)馗刹堪逊鲐毠ぷ髯鳛橹攸c狠抓不懈，不惜動用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來解決貧困戶各項難題，可見決心之堅。這就是中國制度上的優(yōu)越性。
想要沖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還有一點就是高科技上必須突破，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，科技將是重中之重，一個國家在科技領域的綜合實力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位置。
原來可以模仿、跟跑，生產(chǎn)一些低端產(chǎn)品?，F(xiàn)在要想繼續(xù)前進，在科技上得領跑、突破，否則是沒有未來的。
菲律賓、泰國和拉美為什么最后走不動了？就是因為高科技上沒有突破，不能成為火車頭。美國對中國的打壓，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，這時問題就出來了。中國不搞高科技，就必然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要想不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肯定要搞高科技。所以無論是對美國，還是對中國，短時間內都是一個沒法調和的矛盾，這點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晰。
但是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美關系就沒有未來了呢？并不是，在政客的打壓和民眾的排華情緒之下，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動，那就是商業(yè)的力量，也是規(guī)律的力量，我把這一過程形象地比喻為“三次‘借腹生子’”。
回顧改革開放，中國經(jīng)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高新科技帶來的拉動效應。信息時代雖然起源于美國，但中國卻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。
中國可以說獨步天下。一切經(jīng)濟競爭中，最根本的競爭是市場機會的競爭，只有嫁接到市場，技術才會產(chǎn)生價值。
我在硅谷與很多美國科學家交流時，他們講到，美國的原發(fā)型創(chuàng)新像受精卵，而中國齊全的產(chǎn)業(yè)體系、產(chǎn)業(yè)配套和工程師紅利就像是天然的卵床。兩者必須結合，經(jīng)過著床、孕育、懷胎、分娩的一系列過程，才能孕育出最終的產(chǎn)品。
任何一項高新技術都需要通過市場應用來完善，需要通過規(guī)模應用來成熟。中國14億人口消費升級和巨大產(chǎn)業(yè)轉型的需求，成為引導創(chuàng)新的“中國動力”。
從最早比爾·蓋茨開啟的PC時代，到喬布斯開啟的移動互聯(lián)時代，再到今天馬斯克引領的智能時代，這些企業(yè)家賺得盆滿缽滿同時，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。
微軟幫助中國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，一大批門戶網(wǎng)站應運而生，中國趕上了信息時代的快車；蘋果雖然在中國賺取了大量的差價，但無意間也推動了中國制造業(yè)，尤其是大灣區(qū)產(chǎn)業(yè)鏈的升級與完善，其所開創(chuàng)的移動互聯(lián)時代也催生了中國的一大批新興巨頭，甚至可以說華為今天在終端上的成功，也離不開蘋果的孕育。
在眼前的特斯拉，也是一個中美之互補的成功案例?？梢哉f是中國人把馬斯克抬上首富之位，上海工廠的批量投產(chǎn)解決了產(chǎn)能問題，供應鏈本地化讓造車成本大幅下降、中國人對特斯拉的熱情又打開了巨大的市場，如果不是在中國，馬斯克可能早就被美國的疫情拖死了。
很多像富士康、三星這類的企業(yè)，自以為是，覺得中國離不開它們，需要靠它吃飯，其實恰恰相反，中國能托起一個特斯拉，就能托起成百上千個類似的企業(yè)，龐大的市場不會因為缺了誰而停轉，一走了之很容易，再想回來就難了。
生意人最現(xiàn)實，資本沒有國界。“中美合作”所釋放的巨大利益，通過新科世界首富的誕生，清晰地展現(xiàn)在了世人面前。因此，即使在中美關系這么嚴峻的今天，從華爾街到硅谷，比爾蓋茨也好、馬斯克也好，橋水基金的瑞·達里奧也好，都在為中國說好話。
與其說他們熱愛中國，倒不如說這批真正主導美國的精英們，深刻地知道中美合作的巨大利潤空間，所以他們才不會和錢過不去。
近20年來，當兩國的差距越來越近，美國試圖讓中國自主西化的想法又遭到破滅后，摩擦是理所當然的。
但無論從產(chǎn)業(yè)結構、文化理念、政治制度上，中美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，而是一對剪不斷、理還亂的歡喜冤家，誰也替代不了誰，誰也離不開誰。這話講了幾十年，但再沒比現(xiàn)在這十字路口，這關鍵點上更發(fā)人深思了。
最后得出一個結論，美國難過，中國在美國的打壓下也難過；美國問題成堆，中國問題也不少。
所以下一步就是一個“熬”的時代，好的時候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難的時候，中國難美國更難，你難競爭對手更難，先不要談什么力爭上游，誰能熬得久，誰就能在對手的尸體上爬起來，打掃殘局，重整河山。
誰不倒，誰就占據(jù)了基礎。美國人未來怎么折騰，我們沒有辦法，只能防御、反擊，但最終說一千、道一萬還是中國怎么去解決自身的問題。
比“熬”的時代來了
第三部分講破局，怎么“熬”。只有打不死的時候，才有坐下來談的可能。
首先我要告訴大家的是，時代變了，改革開放進入了下半場。很多企業(yè)家原來“甩開膀子掙錢”，現(xiàn)在感受到了不適應，處處受限，為什么？因為整個中國現(xiàn)在從數(shù)量增長、效率優(yōu)先，鼓勵一部分地區(qū)先富起來，變成先富帶后富，至少要共同發(fā)展，甚至是公平優(yōu)先。
這該怎么解讀呢？十九大報告里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，叫社會主義主要矛盾。
現(xiàn)在的主要矛盾是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，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(fā)展之間的矛盾。這句話可以說是指導中國未來至少20年的大方向、大道理。
早在2015年，也就是十九大前，我曾經(jīng)寫過一篇文章
當時轟動很大。我預言中國要走向“三個重建”，第一重建秩序，第二重建文化，第三重建生態(tài)。
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，是“大破”的年代，經(jīng)濟上破掉了“計劃經(jīng)濟”，思想上也破掉了禁錮，但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卻在滑坡，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也是大規(guī)模破壞。
過去的三十年里，只講目的不論手段，發(fā)展就是硬道理。鼓勵的就是敢沖、敢想、敢變通。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，很多投機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。這三十年甚至有一種潛規(guī)則在江湖上傳得很廣，叫做“坦白從寬，牢底坐穿；抗拒從嚴，回家過年”。
多少人一邊罵腐敗、一邊投奔腐敗，一邊罵著道德淪喪、一邊昧著良心做事，這樣的發(fā)展是不可持續(xù)的，也是注定不會長久的。
6年過去，回過頭看，三個重建全部兌現(xiàn)。
第一個秩序重建。原來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貪腐問題之嚴重，說是千瘡百孔都不為過，現(xiàn)在這個時代結束了，中央樹立權威，官場風氣徹底改變，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，甚至要倒查二十年。
第二個文化重建。尊老愛幼、忠孝節(jié)義、禮義廉恥，這些傳統(tǒng)的價值觀要重新提倡，必須要對得起天地良心，然后我們才能可持續(xù)。殺雞取卵、不擇手段，這個民族是沒有救的，一定要建規(guī)矩、立章法。
第三個是生態(tài)重建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，保護環(huán)境之前喊了多少年，基本看不到成效，力度之大，小作坊小礦山說關就關，說整頓就整頓，不管觸動誰的奶酪，一查到底。
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，很多拼命掙錢、不擇手段掙錢的老板，感到不適應，這是必然規(guī)律。大家要有思想準備，以后靠數(shù)量發(fā)展、不計代價的方式，從生態(tài)、政策、文化上都不會允許的。
高質量發(fā)展的時代到來，新消費需求、新技術引領、新增長模式都將導致整個環(huán)境重新洗牌。整個中國發(fā)展到今天，終于迎來一個新的時代：就是好人賺錢的時代到來了。
這是一個老板跟我講的，他說原來我們要當壞人，如果不當壞人就賺不了錢。而到了現(xiàn)在，“壞人”賺錢的路越走越窄，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走，高杠桿、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，那些想通過歪門邪道，講故事、變概念、上市騙錢的玩法也該被丟進垃圾桶里了。
那個唯華爾街規(guī)則是從、升起來就是太陽的時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復返了。
取而代之的，則是應當腳踏實地做好實業(yè)，摒棄投機心理，打造核心競爭力。
在下一步高質量發(fā)展的大時代里，需要專業(yè)精神、長期主義，而一切的前提，則是選準賽道，也就是要具備戰(zhàn)略思維，明確“我是誰、我從哪里來、要到哪里去”。
大到一個國家、民族的繼往開來；中到一個利益共同體的價值實現(xiàn)，一個區(qū)域的發(fā)展，一個企業(yè)的轉型；具體到個人，如何盡早明晰自己的優(yōu)劣勢？如何找到自己感興趣、有感覺、并愿意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(yè)？這些都離不開戰(zhàn)略。
重視戰(zhàn)略的人，相當于在高速公路上開車，越走越順。戰(zhàn)略決策把握好了，少走彎路，有些人速度也不慢，但路選錯了，總是在斷頭公路上跑，所以永遠到不了目的地，有些企業(yè)，看起來業(yè)績屢創(chuàng)新高，實則積重難返，跑得越快，離死亡就越近，這正是忽視戰(zhàn)略的悲哀之處。
最后送給大家一句話，只有掌握了戰(zhàn)略，才能在不確定的時代找到確定的方向！
